伊格言:我将介入此事──伊格言对谈骆以军

20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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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我将介入此事──伊格言对谈骆以军

小编碎碎念:伊格言的长篇小说《零地点GroundZero》售出日文版权了!2017年3月将由日本白水社出版。你读过这本令人背脊发凉的小说了吗?它是怎幺站上国际舞台的?来听听骆以军和伊格言的对谈吧。

(本对谈并无涉及小说具体情节)

骆以军:

「我很焦躁,因为那并非固定空间,而是个形状流动不止的空间。在我四周,墙,樑柱,楼梯和窗户不断增生或消失。有些窗户缺乏窗景,有些窗户并不向外界敞开,有些窗户打开之后是另一扇窗户,有些窗户展示着违反物理原理的景色:倒悬的沙漠,镜湖中的砾石荒野,冰河缝隙的雨林,垂直的海底,涌动的群山,冰雪禁锁的森林⋯⋯

楼梯可能直接在天花板上浮现,没有开端,没有结尾,装置着方向错误、难以握持的倒装扶手,或甚至通向不存在的他方。墙有时能被穿透,有时不能,有时像是地板或天花板的複製物,有时有着类似魔术方块的倾斜感,彷彿重力的方向被旋转往不同的角度⋯⋯」

───伊格言,《零地点 GroundZero》

主要是此一「梦中建筑」,或让我们想到村上的「末日之街」,韦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或玛格丽特‧爱特伍的《末世男女》──潘朵拉的盒子。在这样的「末日小说」里(作为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的其中一支),大灾难已发生过了,文明已覆灭了;班雅明式地朝向旧昔单向街,那一切无法修补拼缀回原貌的精緻的艺术品、人文空气、难以言说的对象花朵蕊瓣之细节的讲究⋯⋯这一切已淹没在科幻电影场景的巨大核爆,那个末日时间基点的「之前」了。之后的倖存者,似乎只是像《旧约》圣经的纪录者:「当时是谁造了那个将一切栩栩如生的『活着的时光』全歼灭的那只恶魔的盒子?」

它既是诗意(同时失忆)的推理──密室谋杀案──当时是如何如何的?只是死者是近乎全部的人和文明本身。说这是一本「反核小说」,还不如说它已设定在「核灾已无法挽回地发生过了」,再无任何可赎偿、可拯救之物了。它比较像一本「死者之书」。譬如日本一九四五年后那批「战后派小说家」──大冈昇平、太宰治,甚至像川端的〈山之音〉──超乎个人命运与意志的国家等级军事动员,使个体面对单独个人义理善恶无法承受之「反人类」恐怖之景;作为士兵而机械性持枪杀平民、吃同袍死者人肉⋯⋯一种散框后无法修整回去的扭曲、恐怖、痛苦、回忆的无间地狱。

这样的忧悒气氛充满着你这本小说。灭绝前与灭绝后的计时。事实上,核能的某些特质近乎战争:国家级的类军事动员,或科技、经济资源的投入,意识形态的宣导(符合所谓国家未来发展);一种因这样的巨人语境,而常使个人必须放弃不安与怀疑,牺牲、缴械个体的民主基本权。它甚至可进入戒严。这种「末日小说」,其实譬如《火影忍者》《进击的巨人》这些日本动漫皆有强大传统。一个将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大冒险在卡夫卡之后已结束,此后(在现在这个世界场景里)所有的主人公只能是土地测量员K」,将那个文明的栉次麟比整个拆除、涂光,从空旷之境重新(也许是重回部落化或乱世游击队这样的大战后废墟场面)思考人类的原始道德或生存契约。

它可能成为「预言」(《启示录》)或「寓言」(《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一个是「灾难一定会发生」的惘惘的威胁,而那必然会发生降临的末日景观,正是我们现在像〈预知死亡记事〉那样全部人瘫痪不动,看着那一切荒谬的怪物在逐形完成;另一个则是量子宇宙──「此未必发生在现下这个宇宙,然必定发生在其他无数之其中一个量子态宇宙」──它被小说家写出来了,所以它必存在。

我想你在这个时机点写出这本小说,当然第一是「反核」;第二还是小说本身的操作和形式的选择。譬如大江写《空翻》便和村上春树的《1Q84》,开阖了完全不同的哲学容载量(即使同样在反思奥姆真理教)。我想问你写这本小说关于这两面向的想像?

伊格言:勇敢。我想关键词正是勇气。认错的勇气,改正的勇气。我觉得您说得很準确:对于人类而言,核电这件事动用的确实是一準战争机制;关于这点,回顾核电历史亦可确知此事。核能最初用以杀人(广岛、长崎,曼哈顿计画,以暴制暴),直接是为战争产物;其后,人类突发奇想,将之用作能源。这最初的判断错误引发了一连串令人不寒而慄的蝴蝶效应。

该怎幺办?召唤爱,在人类真正失语之前。我始终记得普利摩‧李维在《灭顶与生还》中那令人战慄的陈述:大屠杀的规模太大,太荒谬,毁去生命的意志过于巨大惊人,甚至连执行者都完全意识到这件事:「你们当中没有人会活下来成为证人,就算有人侥倖存活,也不会被世人相信。或许会有怀疑、讨论、史学家的研究,但不会有任何可确定的事,因为我们会将所有证据与你们一起摧毁。即使某些证据存留下来,即使你们当中有人生还,世人也会说你们描述的事件太恐怖,不可能是真的。[…]他们会相信否认到底的我们,而不是你们。纳粹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撰述。」而作者李维的回应证辞是,不,并非如此,你依旧高估了受害者诉说与「报信」的能力(我是唯一逃出来报信的人),事实比你所预估的更为残忍可怕,因为即使是倖存者,终究可能在被处死之前,或在漫长的劫后余生之中,因为惧怕,因为自我保护之心理机制,因为迴避,因为内疚,因为身心耗弱,因为神智已被那极端病态的集中营体制摧毁⋯⋯他们将永久或半永久地失去诉说的能力。

这是极端恐怖的一刻。不知从何开始,文明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被奇怪的邪恶力量所牵引的众多的「平庸之恶」所组成的複合体。战争如此,大屠杀如此,我必须说,核电极可能亦复如是。人类文明原本就是善恶并存的随机产物,而核电起始于战争余绪,起始于一场美丽的妄梦(新的能源,和平利用);但现在,事实已证明人类是过度自信了,那不是人类所能精準掌控的事物。这样的準战争核电戒严体制,很不幸地,却被成功地陌生化,疏离化,被政府拆解切分成为只有核电专家才有资格发言的事;所有可能的人文思考均被排除于外。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完全可以代换照录《灭顶与生还》中所引用的那些论述,拥核的台电和政府将如此宣称:「核电的历史(核电的效率,核电的优缺点),将由我们撰述」。

这令人恐惧。文明有犯错的可能吗?当然有。文明有自身的毒瘤(或许来自人类本性中邪恶的部份),癌细胞般失控的自我──如同您所引用,而我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个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禁锁空间,噩梦建筑──它们从来就持续存在。战争,虐囚,强拆民房,军中虐死下士。我们怎幺办?要有勇气认错(就算现在错大到没人敢承认,像核四),要有勇气切除它。如果我们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切‧格瓦拉说的:坚强起来,才不会丢失温柔──如果我们还打算对自己温柔,对人类有爱,或至少,相信人类此一物种曾在少数时刻创造出令人爱重、尊敬的高贵品质:良知、善、同情与悲悯),如果我们怯懦至无法承认错误,那幺我们终将迎来那战争与大屠杀般毁灭的一刻。

我当然不希望《零地点 GroundZero》成为现实。在这里,小说和现实的互动是颇具辩证性的,我相信这或许足以延伸小说本身的视野。如果台湾的未来是盒子里那只薛丁格的猫──在那真正的毁灭降临之前,我想所有的「预言小说」都是这样的情形:小说本身是预言,而当小说与现实产生互动,小说与现实合看之时,整件事就变成了一个寓言,指向那个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状态。台湾非生非死,台湾亦生亦死。在那恐怖的灭绝时刻尚未临至之时,它尚未塌陷为单一结果。我们还有机会。

骆以军:其实我的心情是,如果以包括军中禁闭制度将洪姓士官体虐致死事件,事后国防部的反应方式,甚或是「反核四」这件事,从台电、原能会、行政院长,甚至总统面对的方式;我的感想都是:其实他们应该要由幕僚规画,每个月好好读一本「好的小说」。可以请不同年纪层的重要小说家,像外头那幺繁複的诚品讲堂讲座,进国防部、台电、甚至总统府,用一种读书会的形式,一个月读一本──譬如大江、昆德拉、略萨、卡尔维诺,甚至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这并不是在嘲讽或傲慢,而是他们的某种「对未来的想像力」被经济学专家话语、核工专家话语,或媒体公关思维方式长期挟持了。

我有一次曾到司法院演讲,坐着听的是正副院长、检查总长、高等法院院长、各大法官;我讲的正是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第一章,引海德格的「存在的被隐蔽」──一种从欧洲笛卡尔、伽利略之后,科学与哲学的分门别类专家话语化,医学语言、社会学语言、法律语言、政治语言、媒体、警察、军队、货币或经济学,科技再分门别类之语言⋯⋯当时我讲了波赫士、张爱玲、大江;演讲结束后,我感觉司法院的演讲厅有一种诡异的气氛。长官很尴尬(但他们都是非常有教养的父执辈人了),但较年轻的法官们似乎被我笑话或故事逗的很乐。我想这是一种「将结构森严之国家级专家话语」摇晃,暂时液态化。他们在法律精神与法学上,绝对是这个国家的顶尖菁英,但当面对「人类文明永不止息的思索、人类存在处境的反体制化」的太多难题时,你发现作为法官,他也会迷惑的。他所依恃的法律专家话语也并不足以应变这个繁複变化的世界;因为有些问题的巨大、抽象维度,它所牵涉到的时间跨幅,所需跨域调度的参照知识体系,甚至超过了「国家」的级别。总统并不应该就等同台电的立场表态──反之,应有一些思考的严肃性是可以上升到「人类」 、「 文明」的层次,并不是核工专家由水泥掩体的厚度,或万一有核灾后的应变措施等等便垄断了这个议题(何况这部分犹受到非常多的质疑,和弊端的事证)。

它不只是替代能源成本、电价计算(何况低电价并不是真的转惠于一般民生用电),或温室效应的「核能可能更乾净」的问题。总统的任期最多八年,而我们现在陆续要除役的核一、核二、核三,到现在还无法找出真正严肃负责的高放射性核燃废料的处理方式或掩埋地点。它的半衰期是数万年之久。这有一种拉远时光视距的正义天平,就是「凭甚幺为了这十年、二十年一代人的所谓电价、经济竞争力,要花更大、极大的代价,去处置我们用过而无法消灭掉的剧毒且极难处理的核汙废料?」

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小说创作者再被社会(作为多股意识形态累聚沖积沼泽)捲入,或观察、感受、思索,常面临这样的自我翻剥──「假如我是(或竟不是)真的?」

那未必是真的,但总让人在阅读时光中习惯观看较长幅员的人类行为,以较複杂参数解析所有诗语言、革命语言、宗教语言 、进步语言,它们所进驻的某一时代人心,其后的出卖与代价,伪诈与变貌。它有点像防毒软体──不,它的前身或即某种程式创造之初,对抗或裂解整个电脑运算世界的超级病毒,我们说古老的美德:仁慈、公平、慷慨、羞恶、正义、牺牲⋯⋯它们早被最初设计以对抗的国家控制技术或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专家话语支援的知识演化所吞食、撕碎;用其尸块长成新的複杂躯体。

宰制者同时支配了「真理」,透过军队、警察、司法、教育体系、税务、土地与劳动之掌控──它在演化逻辑上是趋繁且趋于层层蔽护以避免被颠覆的建制和设计(譬如这次,你小说中写的反核的失败,乃至悲剧真的发生,然已超脱传统戏剧譬如沙士比亚那样舞台中央一个人物的惩罚或命运)。这有点像村上龙《五分后的世界》,如果历史在某个时间像墬机那样栽进一个褶缝,眼前同样支撑着这看似如常活着的这些那些,可能正是「巨大后果」的恶的种籽。

但小说家必须给与这个「在之外」质疑抵抗,甚至荒谬地将之「死物化」。能否请你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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